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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IPCC中国作者 孙颖:在IPCC,你总能找到可以解决问题的人
发布时间:2019-02-11 07:02:54    编辑:chenjing

从2004年第一次接触IPCC工作,到作为助手参与到报告编写全程,再到成为IPCC报告的主要作者,十几年来,IPCC已经成为国家气候中心研究员孙颖生活的一部分。参与到这份事关全球气候变化、事关人类命运的工作中,给她的人生带来了哪些改变?这场对话,将带您走进IPCC主要作者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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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参与IPCC工作已经有十多年了,这些年来,有哪些难忘的经历和怎样的心路历程?

孙颖:IPCC的工作强度很大,和普通的学术会议有很大区别,工作起来经常没日没夜。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评审决策者摘要(SPM)。SPM相当于整部IPCC报告的精华提炼,是要方便决策者查阅的,要把这些最新的科学知识传递给决策者。在评审SPM的时候,大家都是下了飞机就开始工作,从头到尾几乎不眠不休,直到完成。IPCC报告的每一章都要提炼出一个摘要,然后把每一章摘要和其他关键信息综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简短的决策者摘要。SPM需要逐行审议,所有人达成一致才能通过,如果有一个人不同意、有一个国家不同意,就不能往下走。日程中可能留出了4天时间给SPM的评审,但实际操作时可能一个小分歧都要争议半天才有结论,因此这个工作非常紧张忙碌。

这种工作强度一般人难以想象,但是对于参加过IPCC工作的人来讲,都习惯了。大家都知道非常辛苦、非常不容易,但是每次收获也很大。你会接触到不同的人,不仅是科学家,还有一些政治家和各国政府官员。这些接触带来的体会是截然不同的。在与全世界优秀科学家的接触中,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些科学家都是世界上顶级的“大牛”,他们不仅是学术做得好,而且做人也特别好,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

另一方面,在工作中成长的也不只是个人,还有国家的影响力。最早的时候,有些东西由于我们技术水平有限,甚至没法理解别人是怎么算出来的,交流起来就很困难。到现在,随着国家逐步强大,参与编写的作者越来越多,科研水平不断提升,在这种国际学术活动中的话语权已经变得越来越大。

记者:在这样辛苦的工作过程中,有没有发生哪些令您难忘的故事呢?

孙颖:在我担任秦大河院士的助手时,有一次SPM的评审给我印象很深。秦大河院士作为第一工作组的主席,除了参加正式会议外,还要参加前期两天的预备会和后期两天的媒体发布会,加上评审的四天,一共是将近10天的时间。特别是正式会议的四天,基本都是从早到深夜高强度工作。当时我到最后一天午夜非常疲惫,感觉已经撑不住了,就问秦大河院士要不要回去休息。当时秦院士已经60多岁了,再加上中国和欧洲之间的时差,是很需要休息的,但他只是说:“这是我的责任,作为一个主席,不可能去休息,必须要在会场盯着。”

到SPM通过评审时,已经是凌晨了,而几个小时后的早上就要召开新闻发布会。秦院士就整晚都没有睡,做好准备,紧接着开新闻发布会、接受采访。他把责任看做高于一切,只想着自己的职责。这对我的触动很深。他们的敬业精神真的很让人感动,他们对科学问题的追求让人敬佩。

再比如我的老师丁一汇院士,从我读研究生的时候,他就一直在参与IPCC的工作。那个时候在中国气象局开了一次关于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国际会议,我印象很深,因为当时不知道什么叫极端事件。现在,这些科学知识已经深入人心了。我做气候变化研究就是得益于丁老师的启蒙。在我的记忆中,丁老师最大的特点就是非常热爱工作。在他的时间表里,没有节假日,没有休息,也没有倒时差,数十年如一日地工作。记得有一年过春节,大年初一才过,他就在想什么时候开始上班了。当时我真的是很不理解,后来我慢慢明白了,这就是大科学家的本色,科研工作是他的乐趣,是生活中最有意思的事情。他坚持讲课好几十年,是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最资深的老师。所有这些,都让人非常敬佩。

我最初到美国的指导老师苏珊·索罗门曾担任IPCC第一工作组联合主席,是国际顶级的科学家。她非常优秀,思维非常敏锐,讨论科学问题的时候,能给出很多种不同的方案。她在很多科学问题上高瞻远瞩,十几年前就建议我做一些极地的研究工作,现在看来真的是非常有远见。她很谦虚,总是和我说,她所取得的所有成就都是因为她很幸运。她也很努力,每次写重要材料的时候,她都会把自己关在家里的小阁楼上,没日没夜地工作。可以说,这些大科学家的成功都不是偶然的,是对科学的热爱和辛勤付出的结果。虽然有时我觉得他们挺辛苦的,但他们就是乐在其中,觉得这样的生活充实而美好。

在他们的影响下,我也开始逐渐认同,科研是很有趣的,不是那么枯燥。就比如说气候变暖,第一眼看去,这些成果就是数据和图表,但背后有我们大量的研究和计算,包括画图、写文章、反复修改、回应各种各样的意见。最终我们得出一个结论,然后告诉大家这个事实。

做这项工作时间长了,我也培养出来一种好奇心,比如发生了极端天气事件,你会很想知道它的原因是什么。产生了兴趣,工作就不会很枯燥。

记者:在报告编写过程中,体力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么在其他方面,比如科研方面是否遇到过困难?

孙颖:遇到过很多的困难,因为是前沿工作,总有未知的困难。但参加IPCC工作有一个好处,你会接触到世界上这个领域最好的科学家。可以去联系他们,然后向他们提问。虽然会遇到很多问题,但是总能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人。这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正如在别人的基础上再向前走的话,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记者:和这些顶尖科学家共事,是否也影响了您的生活方式?

孙颖:是有影响的。从工作上来说,他们的工作方式影响了我,学习了他们的积极向上的态度。他们的生活态度也影响了我,我尽量珍惜资源不浪费,尽量做到环保。我也教育孩子,衣食住行都不应该浪费。因为这不仅是一种美德,也是尽量减少自然资源的消耗。不是说这个东西你买不起或者用不起,而是真的已经没有资源能让人去浪费了。虽然我的孩子还小,但他已经有了基本的环保意识,有时他也会提醒我及时关灯,饭菜要吃完。

记者:IPCC走过30年历程了,这些年来,中国的“存在感”是在不断加强的,这个进步是如何取得的?

孙颖: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对气候变化的认识都是一个慢慢上升的过程。关于气候变化的研究,近30年从气候变化观测事实、气候变化原因以及未来气候变化预估的科学认识都在不断深化。

2002年我刚博士毕业的时候,气候变化还是一个新领域,大家可能还觉得气候是稳定不变的,对气候系统的变化持怀疑态度。但这些年随着研究越来越多,观测资料增加,气候模式的性能不断完善,对很多科学问题的理解越来越深入,认为20世纪中期以来气候系统的变暖是毋庸置疑的,温室气体等排放是引起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未来气候将会变得更暖。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科学家的贡献也在不断增加,整体规模一直在上升。无论是参与编写报告的主要作者,还是报告对中国科学家论文的引用率都呈现上升的态势。同时从第三次评估报告开始,中国科学家就一直担任第一工作组的联合主席,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这就意味着我们有更多的话语权和更多的能力去参与国际气候变化相关事务。同时,随着国家对气候变化科学研究越来越多的支持,很多中青年科学家加入到从事气候变化研究的工作中,使得这个队伍日益壮大。中国科学家在气候变化科研领域方面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变小,这意味着我们对国际前沿科学问题的认识上和参与程度上都在提高,国际影响力扩大,话语权增加。

记者:展望未来,您对今后有没有什么看法,比如对IPCC有什么展望?

孙颖:国际科学界这几十年在气候变化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有些事情搞清楚了,但是还有很多事情我们也不是很清楚。比如说未来5到10年的气候,我们能预测吗?这是和国民生产生活紧密联系的重要科学问题,也是决策者和公众非常关心的问题。大家可能不是很关心未来100年会怎样,更关心未来3到5年或者5到10年的情况。但在气候变化研究上,这种预测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有很多可预测性的问题和模式的问题需要解决,需要更多的努力。

IPCC以后会更聚焦到区域尺度的问题,因为全球尺度的变化已经比较清楚了,但不管从科学上,还是政策制定方面,以及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来看,区域尺度的气候变化适用性更强,但研究难度更大,面临的挑战更多。比如区域尺度或者说国家尺度气候变化的原因是什么,是否可以在此基础上可靠地预测未来气候变化,对国家的气候治理和气候变化适应等策略提供科学依据等等。可以说,从现在的气候变化科学来看,聚焦于区域尺度、更精细的气候变化研究是未来的一个走向。
从我个人来说,还有很多需要学习。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和国内外优秀的科学家打交道,一定会发现自己需要学习的新东西。一方面是提升自己的能力,一方面是科学问题永无止境,新的科学问题出现了,你需要有能力去解决。

对于做科研来讲,积累非常重要,没有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对很多科学问题都看不清楚。就算有机会去跟“大牛”去交流,但是没有积累,就交流不到一个层次。多读论文、多参加学术会议、多思考,这些事一定要努力,这样遇到机会才能够抓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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